1996台海危机后克林顿会见江泽民，白宫首脑谈判次日中国准许政治犯鲍戈赴美，鲍戈在纽约机场宣称拟建中华民主联邦解决台湾问题（美联社1997年11月5日）
鲍戈，社会活动家，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和公民权利运动（维权运动）的主要发起人，1997年流亡美国，现任“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”主席。
鲍戈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，民间十分活跃的民主派活动家，他的许多言论和抗争行动曾引起国际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。与许多“持不同政见者”不同，鲍戈主张“政治改革必须根据国情，获得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和支持，不能照搬外国模式”。他还表示，在中国，法治应先于民主。没有严谨的立法和执法，就没有社会公正和安定。法律不仅用于规范社会和经济秩序，更应当用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。鲍戈指出，“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社会矛盾，是国家和人民不断寻求充分发展的需要，同特殊利益集团继续垄断国家和社会一切权利的努力之间的矛盾”。他强调，民主运动必须坚持公开性、合法性和人民性，要服从大多数群众的诉求以及国家的根本利益，坚决反对境外反华势力插手干扰。
鲍戈，男，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，曾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、工作。1980年代，鲍戈广泛参与社会活动，公开反对政府向日本放弃战争赔偿，曾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。1988年11月，鲍戈与湖北的李固平、福建的林信舒、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经芳等人，成立了“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”。1989年“六四”之后，公安部门指控鲍戈曾参加过游行，对其进行长达二十个月的监禁审查。1991年2月28日，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“反革命宣传煽动罪”对鲍戈宣判“免于刑事处分”，当庭释放。鲍戈和律师李国机在法庭上指出，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实根据，而且两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。
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，日本天皇定于10月访华。8月15日，鲍戈、林信舒、沈继忠等人通过日本共同社发表了致日本政府、国会和明仁天皇的公开信，明确要求日皇访华时必须就侵华罪行正式道歉，日本舆论为之哗然，因为中国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。9月18日，鲍戈和沈继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请，要求批准他们在日皇访沪时，按规定的路线举行游行。这是中国颁布“游行示威法”以后的首例申请案。不料，警方却对两人采取拘捕行动。鲍戈奋力撞开警车边门，向围观的群众大喊：“只要我还活着，就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国家的利益！”事后，政协委员铁牛等人曾就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质询，批评警方粗暴抓人。
10月23日，日皇明仁开始访华行程。大批警察包围了鲍戈的住所，严阵以待。鲍戈被迫向美联社、法新社、路透社宣布：自日皇踏上中国之时起，他开始绝食；如果日皇在离开中国之时仍未道歉，他便自焚。消息传开举世震惊，警方立即将他从家里带走，实行“监视居住”。与此同时，童增等人在北京也发表了一份数万人的签名信，要求日本赔偿和道歉。经过这场风波，长期遭受压制和打击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终于浮出水面，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。
1993年3月，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，提出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解决对日索赔争议。鲍戈指出，1972年国务院未经人大同意，便在“中日联合声明”中放弃了战争赔偿，是违宪的。但是，由于1978年的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”又间接承认“中日联合声明”，所以，现在要推翻它，只有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。鲍戈表示，政府对“公民公决” 大可不必谈虎色变。如果这一方式以后被用来解决其它一些重大争议，可以避免发生战乱以及类似“六四”那样的动荡和惨剧。
1994年3月，鲍戈代表李国涛、杨勤恒、林牧晨、杨周、王辅臣等54位上海市民，发表了题为《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》的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，要求将宪法中维护执政党利益和意识形态的“四项基本原则”去除。鲍戈告诉记者，他有意以征集签名的方式来推动一场“民主修宪运动”。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门高度紧张。3月至5月间，美国副国务卿沙特克、法国总理巴拉迪尔等西方国家领导人访华时，鲍戈都被警方强行从家中带走，据称是防止外国领导人与其见面。
6月3日深夜，鲍戈在家中入睡时突然遭到拘捕。之前，他刚刚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册成立“人权呼声”组织的申请信。有记者曾问鲍戈在“六四”纪念日是否有所行动，他说不会，但作为一名基督教徒，象往年一样，将在教堂里为死难者默默祈祷。四个月后，鲍戈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，罪名是“有煽动闹事、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”。鲍戈向行政法庭起诉劳教委员会，理由是《劳教决定书》没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“煽动性言论”，“被煽动的对象”是谁，以及被“扰乱治安”的地点。鲍戈说：“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，所以《劳教决定书》才无法列举。”
1997年6月4日，鲍戈获释后立刻通过美联社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。他说：“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政所屈服而改变立场，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。在我未来的政治活动生涯中，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，在中国创建一个新的政党----‘公民大会党’。”这条消息很快出现在世界许多报纸的显著版面，引起高层震动。
6月6日，鲍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访，披露他所在的劳教所每天强迫犯人工作十几个小时，大批缝制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指定用球。世界舆论为之哗然。
6月25日，鲍戈发表致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公开信，欢迎香港回到祖国怀抱，同时，建议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权移交仪式当天，不要对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镇压行动，以保持香港的开放形象，为内地树立民主典范。董建华办公室后来回函表示感谢。
7月11日，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，要求调查不久前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的大规模警民冲突流血事件，呼吁确保下岗工人的合法权益，并允许工人组建独立工会。8月中旬，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言，认为绵阳工潮是“境内外敌对势力制造事端”，并点名鲍戈就是利用下岗失业职工问题制造事端的“敌人”，公开表示在必要时将对其采取行动。“国际特赦”等人权团体从媒体上获知这条消息时，都为鲍戈的安全担心，纷纷向中国有关部门询问情况。
8月15日，鲍戈和《新民晚报》主编冯英子致函民政部，要求批准成立“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”。鲍戈表示，民间的战争受害者向日本进行索赔，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坚定支持，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。他说：“为了打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，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，现在将战争赔偿问题交付全民公决，将产生深远的影响。”
9月8日，美、俄、英、法、德、澳、加、日等国的国际广播电台纷纷报道鲍戈致中共“十五大”的公开信。鲍戈建议中央火化毛泽东遗体，以此表明破除个人迷信的决心，促进党内民主建设。该信还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，包括开放党禁和报禁等。
10月30日，鲍戈在江泽民与克林顿会晤的第二天，获得赴美护照和签证。11月5日，鲍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，偕妹鲍缨启程赴美。法新社记者在上海虹桥机场采访鲍戈时，遭到上海警方拘留；而前一天晚上，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也在前往鲍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。当鲍戈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，受到上百名记者包围采访。鲍戈表示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他将返回中国继续从事民主运动。记者问他得以出国是否与江泽民访美有关，他说是的，“可以这样认为”。
鲍戈到美国的第一年，经常以“人权呼声”驻美代表的身份发表各项声明。他曾为《北京之春》和 “民联阵-自民党”撰写过大量文稿，却拒绝加入海外民运团体，也从未向美国、台湾任何机构申请过经费，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场，这在流亡异见人士中是绝无仅有的。
1998年5月，鲍戈在香港发表《说六四，话民运》。这篇广为流传的文章，被认为对于数年后国内兴起的“维权运动”具有指导意义。鲍戈写道：“要在中国持久地组织民间运动而不夭折，首先必须恪守其活动的合法性，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锐的政治主张。等到长年累月地同社会各界包括同政府内部人士建立广泛联系，并且深孚民心之后，才逐步时进时退地提民主要求，并择时施压和适当妥协，如此方可奏效。”
他告诫海外民运人士：“此外还得忌做客厅英雄，清谈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调。要知道现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其实质是利益冲突，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。共产党不肯还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弃共产主义，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权；同样，近年来民众频频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，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，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恶吏任意剥夺的合法权利。因此，发起公民权利运动是民运从校园走向民间、从海外回归本土的唯一出路。民运人士应从‘六四’的余烬和‘领袖’的光环中走出来，尽快找到各自参与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实际切入点。”这番论述出自理性而务实的思索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1998年6月，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的当天，鲍戈在澳门举行记者会，起诉大赛的足球供应商Adidas公司，对于他在中国劳教所中被强迫生产该公司产品时所遭受的苦难，正式要求赔偿。两星期后，另一名民运人士韩立法从上海市第一劳教所释放，也向记者诉说自己被强迫生产Adidas足球的经历，并揭露，遭警察殴打和虐待犯人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。
1999年4月，鲍戈为香港《前哨》杂志所撰写的《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》，被《世纪中国》等许多网站转刊。由于这篇报告对于三峡工程及环境问题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论据，鲍戈因此经常受邀就中国的环保问题发表评论。同年9月纽约“中国绿色和平”成立，鲍戈担任理事。
鲍戈到了美国却拒绝参加海外民运团体，据分析，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内斗频仍、背景复杂的无底深渊。海外民运长期受台湾情报机关操纵，至1994年，台湾“军情局”直接控制民运团体达17个，民运因此陷入反华叛国、协助台独的误区，从而失去了广大侨胞的支持。魏京生、吴弘达、阮铭、王希哲、“北京之春”、“学自联”之流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，反对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，反对香港实行“一国两制”，反对北京主办奥运，要求日本加强美日军事联盟遏制中国崛起，鼓吹制裁中国和分裂中国，以及勾结台独、藏独、疆独、日本右翼、赖昌星、法轮功等，对于这一切，鲍戈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，也因此遭到对手诋毁。他的爱国热忱被一些人说成是“投共”。
2001年7月13日，世界各大通讯社在发布北京获得奥运主办权的消息时，纷纷刊发了鲍戈寄往北京的祝贺信。鲍戈告诉记者：“虽然中国目前仍然是一党专政，人民没有组党、办报、创建独立工会及人权组织的自由，无权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，法治徒有虚名，腐败现象相当普遍，社会公正机制尚未建立，但是，我并没有忽视这些年来祖国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和进步，同时为祖国取得的每一项建设成就而高兴。”鲍戈指出：“确有人从某些机构秘密领取经费，一直从事反对北京申奥、反对美中两国交流与合作、支持台独和藏独等活动，但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人则真诚希望祖国繁荣进步，稳步实现民主转型。我相信，北京主办奥运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发展，促进国力增强，而且也将迫使国家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统治方式，从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设。”
2002年6月1日，《世界日报》发表了鲍戈致伍弗维茨的公开信，赞扬布什内阁成员首次表态反对台独。鲍戈写道：“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台海两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独和为其撑腰，同时亦有人不断挑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，这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变为负面，以致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许多做法都被解读为‘反华’。中美愈对抗，愈助长中国政治保守势力抵御西方价值观，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，也使台海两岸成为现代战争的策源地。”鲍戈指出，台独将毁灭台湾，而决不是“保卫台湾的民主”。他说：“台湾只有融入中国社会，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影响，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潜力也不会衰竭。”
同年6月4日，鲍戈宣布成立“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”，提出“外争国权，内争民权；反独促统，反腐促变”的十六字方针，公开与刘青、魏京生等人决裂。纽约《星岛日报》以《六四纪念首现“双胞胎”，“台独”分歧成决裂主因》为题报道了这一冲突。鲍戈表示，在海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，很难避免外部势力误导民运发展方向，比如台独、藏独团体以及美国的反华势力总想插手民运，让民运为其所用，而《北京之春》杂志社亦曾盗用民运的名义，与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，另外，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辉跟前投其所好，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，对海外民运造成了负面影响。鲍戈说：“既然大家政见不一，不能合作，那就索性分道扬镳，各行其是。”台湾“总统府国策顾问”阮铭闻讯立刻在《南方快报》上发表《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运》一文，诬蔑鲍戈是“中国政府黑手”。阮铭表示，“反独”就是“反台”。
8月10日，纽约侨团欢迎台湾“中国统一联盟”主席王津平访美的会场里，回荡着鲍戈巨雷般的声音----“台独势力为了媚日求宠，竟感谢日本侵略中国、蹂躏台湾和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还公然诬蔑被日军强征的台湾‘慰安妇’都出于自愿。而不久前，台独势力又为了拉拢所谓的‘友邦’，竟然对‘友邦’的足球队搞‘妓女外交’，全然不顾台湾妇女的人权。台独势力对外不惜盗用台湾纳税人的血汗钱，秘密收买美国、日本的政客来对付祖国大陆，对内则对于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进行辱骂、诬陷和殴打，诬蔑他们是‘投共卖台’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还讲什么人权吗？”他大声疾呼：“台湾民众要坚决抵制台独势力肆意挥霍岛内资源搞军备，勾结外国进行以武拒统，最终导致岛毁人亡、生灵涂炭的惨剧发生。在关键时刻，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，制止那些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将财产转移国外，或逃往外国寻求庇护，要果断地对他们绳之以法，以绝后患，把两岸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。”
2002年10月，鲍戈就中国驻美使馆不予办理其护照延期一事，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稍后，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称，鲍戈因违反出入境法规定，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、荣誉和利益的活动”，外交部已依法注销其护照、出入境证件。对于外交部的这种说法，以及北京法院最后决定不予受理此案，鲍戈并未采取任何过激行动，表示“人民自有公断”，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设走上轨道。
